占豪和他的战友们一样，对日本有深刻的国恨，他们认为新账旧账早晚要算清楚，所以如果日本不反省、悔过，未来的矛盾只会更难解决。占豪的基本立场很明确：在彻底报仇雪恨、在对方真诚认错之前，他对日本的敌意只会加深，绝不会减少。
关于日本新任女首相高市早完对中国的强硬立场，从战略角度看，可能会加速日本自身面临的困难。她最近在国会答辩中公开表示，如果中国大陆对台采取军事行动，这可能构成日本的“存亡危机事态”，并暗示在这种情况下日本或会行使集体自卫权，甚至可能介入冲突。
这一表态传递出两个重要信息：第一，近年来日本在台海问题上的立场出现了变化，这在很大程度上受到美国战略部署的影响。安倍晋三提出的“台湾有事就是日本有事”的论调并非孤立存在，而是在日美协调框架下形成的。高市早完现在的言论可以看作是对这一路线的延续和明确表态。第二，目前日本并未收到明确的信号表明美国在所有情况下都会放手不介入台海，因此尽管美国在对华态度上有时显得不那么自信，日本仍选择了上述表态，说明美日安全同盟关系在很大程度上决定了日本的跟随立场：只要美国介入，日本很可能会跟进。
针对高市早完的这类言论，中国驻日本总领事薛剑在社交平台上发表了极为激烈的评论，随后又删除了相关帖子，日本国内舆论对此反应强烈，日本政府也要求中方解释。薛剑外交官在社交媒体上的激烈发言及其后续删除，反映出事态的复杂性和敏感性。
展开剩余81%日本一些政客的言辞，不仅被视为对中国内政的干涉，也被认为是日本军国主义思潮回潮的表现。要理解这种现象，就需要回顾历史、分析现实，并据此判断未来走向。
一、要看到日本军国主义仍有卷土重来的迹象
日本军国主义并不是一夜之间形成的，它有深厚的历史、文化和社会根源。武士道精神与天皇体制的结合，长期以来塑造了日本社会中的某些价值观。从1192年源赖朝建立镰仓幕府起，武士阶级在日本政治中占据主导地位，近七百年的武家政治传统为近代军国主义留下了深刻影响。
明治维新后，日本逐步走上军国扩张的道路。1890年生效的《明治宪法》在法律上确立了军部在一定程度上独立于内阁的地位，为军国主义体制提供了制度基础。此后日本在国内推行军事独裁，崇尚武士精神，宣传“武运长久”和“武力至上”的观念。
从近代史看，日本自明治以后展开了大规模对外扩张。以1874年发生的“琉球渔船事件”为例，事件发生后日本以保护所谓属民为由出兵台湾，迫使清政府与其签订条约并承认其行动，随后利用各种政治机会逐步吞并琉球（冲绳）。在吞并琉球后不久，日本通过《明治宪法》进一步强化军部权力，并在1894年发动甲午战争。这些历史事实说明，日本对外侵略具有明确的计划性和延续性，而非偶然行为。
因此，否认日本长期侵略历史、把重大侵略行为归咎为别国因素的说法，与史实不符。今天一些右翼政治言论，与上世纪30年代军国主义的言论有惊人相似之处；如果当时和现在的力量对比不同，类似的侵略行动可能会再次发生，这就是人们为之忧虑的原因。高市早完提出的“存亡危机事态”这一表述，放宽了对生存危机判断的限制，是对以往政府在台湾问题上立场的一次明显推进，和军国主义时期为扩张寻找借口的逻辑有相似之处，所以我们必须警惕军国主义思潮的复活。
二、美国在日本军国主义回潮中负有历史责任
二战结束后，国际社会本有机会彻底清除日本军国主义的制度与土壤。《波茨坦公告》曾明确要求解散一切军国主义组织，彻底铲除滋生军国主义的根源。战后对日本的占领原本由中、美、苏、英四国共同实施，理论上应剥夺日本通过侵略获得的领土，但实际执行过程中并不彻底。
以琉球（冲绳）为例，战后它的托管与主权安排曾有不同设想，但在美国主导下的处理方式最终导致了长期争议。总体来看，战后清算对日本军国主义的根除并不彻底，遗留问题长期影响着东亚安全与领土争议的解决，而美国在这一过程中承担了关键作用。
冷战格局下，美国对日本的政策发生了根本性转变：1951年签署的《旧金山和约》确立了一种特殊的安排，把日本纳入美国亚太战略体系。为防止日本倒向苏联阵营、促进日本经济复兴并把日本纳入军事防线，美国在战后对日本采取了一种既容忍又利用的态度。在这种政策下，象征性的天皇制度被保留，而军国主义的社会根基并未被彻底清除。许多在战后本应被排除的保守派人物后来重返政坛，影响日本的内外政策。
可以说，出于短期冷战需要而采取的对日庇护与利用政策，是导致当今日本右翼势力抬头、历史修正主义扩散的重要原因之一。这种基于战略利益的选择，为东亚长期稳定留下了隐患。
三、日本军国主义的思想根源与社会土壤必须被正视并铲除
日本军国主义的思想根源可以追溯到被奉为精神核心的武士道。武士道在武士阶级占据政治主导地位之后，从阶层伦理转变为国家意志，其核心价值——绝对忠诚、崇尚勇武与牺牲——被升格为国家意识形态。
当这种高度国家化的武士精神与岛国长期存在的生存焦虑和对外扩张的地缘观念结合，就形成了一种推动军事扩张的强大内在动力，使日本在近代历史上走上了侵略与殖民的道路。需要指出的是，当时日本的对外扩张在国内得到了广泛的社会支持。以“慰安妇”制度为例，它既有国家层面的组织动员，也与当时被煽动的“效忠”氛围有关，部分女性在被极端宣传与动员下成为国家机器的一部分，这一扭曲现象显示当时社会价值观已被战争体制严重异化。对于这种扭曲与暴行，应当明确谴责并记取教训。
日本统治集团通过宣扬“效忠天皇”和“绝对忠诚”来构建社会认同，确保军队与官僚在海外行动中严格服从中央，这有利于维持扩张行动的协调性与控制力。日本军国主义曾给亚洲各国带来深重灾难，单是中国的军民伤亡就超过三千五百万，这一历史事实不容篡改或洗白。如今日本国内仍出现某些军国主义思潮的迹象，我们必须保持高度警惕。
历史的教训告诉我们，内部团结是应对外部风险的根本保障。当前应该更加坚定地构建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推动全国各族人民像石榴籽一样紧紧团结在一起。在占豪看来，任何企图制造内部对立、破坏社会共识的行为，无论出于何种动机，都是损害国家凝聚力与稳定的行为，应依法依规严肃处理那些蓄意破坏团结的极少数人。
面对复杂严峻的国际形势，我们应保持清醒，坚持走和平发展道路，同时不断增强综合国力与国防能力。只有国家自身强大、人民团结一致，才能有效遏制外部威胁，维护国家长治久安与民族复兴的目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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